《国家评论》|精英叛国

作者：里奇·罗伊（Rich Lowry）

译者：张梦云

法意导言

国家的概念根植于我们对公共生活的理解和创造中。尽管对国家的依恋与忠诚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人们对国家质疑和疏离也从未停止过。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哲学家第欧根尼就宣称：“我是世界公民。”在近现代，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市场经济的迅速蔓延、跨国企业和机构的崛起似乎都在表明，国家已经成为了一个过时的无力的概念。《国家评论》杂志（National Review）编者里奇·罗伊（Rich Lowry）于2019年10月24日在《国家评论》上撰写《精英叛国》（The Treason of the Elites）一文，批判了“舍近求远”的世界主义，展示了民族主义在美国历史写作和教学中的兴与衰，并抨击了近代以来美国精英阶层对民族/国家（译者注：由于英文nation一词同时具有民族和国家的意思，因此下文出现时，以民族/国家标示。）这一概念的背叛。本文改编自里奇·罗伊出版的新书《民族主义：它如何使我们强大，团结和自由》(The Case for Nationalism: How it Made us Powerful, United and Free.)。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在自己Twitter上公开表扬这本书，见下方截图。

对很多知识分子来说，民族/国家是一个时代上的错误，或者是耻辱。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一位鲜为人知的左翼教授、激进主义者决定用三年时间来纠正美国历史学著作中所谓的爱国主义偏见。

他的名字叫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他的成果，《美国人民的历史》，是对美国记忆的亵渎，也是美国史学史上最具破坏性的行为。

《美国人民的历史》中译版

人们对这位年过半百的历史学家的期望并不高，他先前的著作早已不再被刊印，他的工作主要是参加各种抗议活动。他的经纪人要价20,000美元作为定金，但是Harper＆Row出版社只付了10,000美元。出版商最初只印了5,000本书。尽管被美国图书奖提名，这本书起初的销量并不高。

流行文化使这本书逐渐为人所知，电影《心灵捕手》（Good Will Hunting）和HBO的电视剧《黑道家族》（The Sopranos）都给予该书积极评价。它的销量逐年增长，超过200万册，被翻译成至少20种语言。

然而，如果不说是完全捏造的话，这本书对历史事件的描述是有倾向性的，或是片面的。正如哈佛大学教授奥斯卡·汉德林（Oscar Handlin）的书评所说，“津恩声称其著作关于人民，却漠视那些影响人民的事实”。他抨击“津恩的讲述很荒唐，不管美国历史提供多么确凿的证据，他用捏造的事件来支持他的叙述”。

人们对事实证据不屑一顾。津恩的著作是大学校园中的热门书籍——几乎在所有领域里。它不仅出现在历史课中，而且出现在政治学，经济学，文学，以及当然，女性研究中。

津恩死后，《卫报》称他为伟人，俄罗斯电视台RT则认为他“异常深邃”。小说家戴夫·艾格斯（Dave Eggers）在《纽约客》中写道，“他是“不死传奇”一词的化身，他对我们如何看待和教导历史有不可估量的影响。”诚然，这是他的，也是我们的耻辱。

几个世纪以来，诗人，小说家，词典编纂者和历史学家一直在挖掘和勾勒出民族/国家的身份，以期建立自豪、自治的人民。在美国，这些人放弃了对民族/国家的支持，而对美国民族/国家本身，以及其文化底蕴、传统和历史怀有敌意。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领导人常常教唆知识分子这样行为，这其中包括在20世纪下半叶以前都牢牢秉持着民族主义立场的政府官员们。已故社会科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写道：“到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他们开始有意推行一些措施，来削弱美国的文化和信仰认同，而增强种族、民族、文化和其他国家层面以下的身份的认同。这种由一个国家的领导者们解构他们所统治的国家的行为，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我们生活在他们持续的反民族/国家的实验中。

《民族主义：它如何使我们强大，团结和自由》

正如民族主义（或者至少是对民族/国家的忠诚）已经很古老一样，超越单纯的对地方或国家依恋的的愿望也由来已久。“cosmopolitan（世界的）”一词起源于希腊语“kosmopolites”，即宇宙公民或世界公民。

公元前四世纪犬儒学派哲学家第欧根尼（Diogenes）被他出生地锡诺帕（Sinope）流放后，定居在雅典，他把雅典市场的一个木桶作为居所，拒绝一切以美德为追求的生活习俗。他是历史记录上第一个使用“世界的”这个现在已经泛滥的表述的人。据记录，“当他被问到他从哪里来时，他回到‘我是一个世界公民。’”这是一个激进的，甚至无意义的表述，因为希腊人的公民概念是基于城市的。

比利时画家科内利斯·德·沃斯（Cornelis De Vos）所作《亚历山大和第欧根尼》

斯多葛学派（Stoics）从犬儒学派（Cynics）手中接过了“世界”的接力棒。根据一世纪的罗马哲学家塞内卡（Seneca）的说法，我们因“出生的偶然性”而存在于地方的社区之中，但之外的世界“确实伟大而真实”。我们应“用阳光来衡量我们国家的界限”。

这一传统在启蒙运动中得以复兴。路易·查尔斯·福格勒·德·蒙勃朗（Louis-Charles Fougeret de Montbron）在其1753年的著作《世界公民》中说，“所有国家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并吹嘘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我的居住地”。

世界主义有不同的风格和力度。它可以仅指那些经常旅行并且对世界感兴趣的人，也可以表达对一个世界国家的渴望。18世纪的普鲁士贵族阿纳卡西斯·库禄达（Anacharsis Cloots）希望消除国家并建立一个基于全民共享主权原则的“所有人的共和国”。他对法国大革命充满激情，认为它是向这一光荣梦想迈进的一步。

他率领一个外国人代表团参加了法国国民制宪会议，宣告世界对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的忠诚。他自称“人类公民”（citoyen de l'humanité），最终被他的革命同志送上了断头台，因为他们错误地裁定他是外国阴谋的一部分。

所有的世界主义的根源，是英国作家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所谓的“从原则上规律地培养对自己的文化和历史一定程度上的疏离。”因此，不管是被认为是胸怀宽广，还是理想主义，世界主义总会被指责是在培养对眼前的，即刻的，有形的事物的轻视，和对远处事物的推崇。

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小说《荒凉山庄》（Bleak House）中创造了杰利比夫人（Jellyby）这一形象。她全神贯注于一个非洲的人道主义项目，以至于忽略了她周围的人，包括她自己的孩子。她“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似乎总是关注远处”，好像“看不到比非洲更近的东西！”

同样，卢梭（Rousseau）评论世界主义者,“吹嘘他们爱每个人，以获得不爱任何人的权利。”

在当代背景下，这一点尤为重要。过去，世界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哲学家和社会批评家的一个态度，但他们都是局外人。

第欧根尼（Diogenes）在公共场合吃饭和自慰以激怒资产阶级时，从不想要去统治雅典。现在，政界、学界，和商界的精英们都有宽泛的世界主义的感性。

20世纪初，美国版的世界主义开始脱离轨道。在1915年《国家》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学者霍勒斯·卡伦（Horace Kallen）抨击了同化（assimilation）的通常做法，认为它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谋求持续统治的阴谋。“‘美国种族’是一个完全未知的东西，”他写到，转而提倡“各民族的民主（a democracy of nationalities）”。这种民主的共同语言仍然是英语，“但每个民族都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其情感和自愿的生活。”国家只是一个供多个民族在其领域内生存的平台，是“作为实现组成该国家的每个民族的独特个性的基础和背景”。

伦道夫·伯恩（Randolph Bourne）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1916年的一篇题为《跨民族的美国》的文章中提到了这一主题。他将移民视为创建“第一个国际国家”和“国家殖民地世界同盟”的机会。

尽管这种观点在当时很激进，它逐渐地成为主流。霍勒斯·卡伦（Horace Kallen）于1972年去世，享年90岁。彼时，多元文化主义正在兴起。“一个想法要突破藩篱并成为时尚，大约需要50年的时间。”他说，“没有人喜欢入侵者，特别是当他要打破常规时。”

20世纪60年代民族自豪运动（ethnic-pride movement）的兴起和对美国根本上的种族主义和腐败的批评使得多元文化主义的思想潮流在1990年代激增。学者艾米·古特曼（Amy Gutmann）（之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长），在对世界观的典型表达中，支持对“不同的族裔，语言，和其他文化族群”的“共同的承认和保存”。她坚持我们的学校“必须超越对首先是社会公民还是世界公民的选择，这种想法在道德上有误导性，政治上也是危险的。重要的是，我们不是上述任何一个。”

正如约翰·丰特（John Fonte）在他的著作《主权或顺从：美国人会统治自己还是被他人统治？》一书中所解释的那样，称呼美国“人民们”已成为课程和标准的时尚。

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学术左派对未被充分代表的群体的关注令人钦佩。“但是有一个问题，”他写道，“这是不爱国的。它以“差异政治”的名义拒绝在国家范畴内欢欣鼓舞。它否定了民族认同和民族自豪感。”

与此相关的是，冷战的结束引发了新的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它是强劲的，它蔑视国家边界并支持全球治理机构。按照这种观点，旧时对国家的忠诚不仅过时，在道德上也没有根据。社会评论家理查德·森内特（Richard Sennett）写关于“共享的民族/国家身份的罪恶”。法学和伦理学教授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警告“爱国自豪感”表述的“道德危险性”，反而盛赞建立“世界范围的人类社区”的努力。。”

不只是学者们，美国的精英们陷入了全球化的世界——旅行和通讯的提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都是其表现。这使他们认为世界是相互联系的，并且应该更加如此。他们常常被近乎救世主的信念所把持，认为这种趋势与一切真实和美好的事物的传播相连。正如亨廷顿指出的那样，在19世纪，美国企业的日趋成熟和发展规模促使美国精英们支持民族主义，反对地方主义；现在，它们促使美国精英们支持跨国主义，反对民族主义。

全球化是真实存在的，市场确实有强大的力量，但是关于贸易和技术的乌托邦主义（理应带来一个无边界的世界和不可避免的进步）已被证明与任何其他乌托邦主义一样都是轻率且错误的。

不，社交媒体尚未促进自由化。曾几何时，科技领域的领军者夸耀着，用脸书（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在2015年的话来说，互联网是“促进和平的力量”。然而之后，人们认识到技术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军备中举足轻重，认识到脸书在缅甸的种族清洗中扮演了一定角色，认识到白人种族主义者和其他极端主义者把社交媒体平台作为激进运动的工具。

不，民族/国家不会消失，这与一些人的希望背道而驰。

记录并讲授我们国家故事的人们也拥有这些反民族/国家的态度。他们颠倒了历史学的传统作用。在最长的时间里，历史写作的界限是由民族/国家设定的，这是历史学家的自然主题。现代民族国家和历史学是共同成长的。

纽约大学历史学家托马斯·本德尔（Thomas Bender）指出，在美国，最早的历史集中在地方和州。直到1789年，也是《宪法》生效之年，第一部国家著作《美国革命史》才出现。美国人仍然被大多数人认为没有历史观念。

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在1813年曾明确地问一个记者：“您能解释这个国家对自己的历史的冷漠和反感吗？人们为什么讨厌往回看的想法？您能解释当人们热切地阅读成千上万的轻浮小说并被其深深吸引时，我们自己祖国的历史不仅被忽视，而且被鄙视和憎恶吗？”

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 （John Adams）

在之后的几十年中，人们采取一些更有力的行动来记录美国的建立和历史，出版了一些重要的辩论和文件，其中包括一系列名为“美国档案”（American Archives）的书籍。它自豪地宣布：“我们进行的事业是，需要着重强调的，国家意义上的：其国家性在于其范围和对象，结果和目的。”

然后是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他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和活跃的民主党政治家，他是《美国历史，从发现美洲大陆开始》的作者。此书从1844年开始出版，被认为是学界权威。

这套书共有十卷，其写作历时四十年，涵盖了1492年至1789年的美国历史。班克罗夫特给每年的每一天分配了一页纸，然后广泛阅读，将这个日期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都写出来。他的著作成为了畅销书，为他赢得了一笔财富。

民族主义学者汉斯·科恩（Hans Kohn）将班克罗夫特置于民族主义历史学家的悠久传统中：“班克罗夫特在美国史学和美国民族意识的发展中的地位，正如帕拉基（Palacky）之于捷克，米什莱（Michelet）之于法国，蒙克（Munch）之于挪威，特赖奇克（Treitschke）之于德国。他是一个民族历史学家，不仅是因为他以尽可能有利的眼光看待国家历史，还因为他试图找出和记录一些美国国民自我认同中最突出的特征。他帮助描绘了美国人自己所塑造的形象。”

班克罗夫特毫不动摇、毫不掩饰地支持美国。他对美国的天意观在其著作中显露无疑，他也相信美国进程从根本上是善意的。

他的作品可能不符合当代的专业水准，但美国的历史学家完全避开他的做法和观点。他们背弃了民族/国家这一主题。在他们提及民族/国家的时候，他们将民族/国家描述为掠夺和暴政的工具，就如同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所做的一样。

“如果对民族/国家的热爱驱使19世纪的美国历史学家研究过去”，哈佛历史学家吉尔·莱伯特（Jill Lepore）写道，“那么，对民族主义的仇恨使美国历史学家在20世纪下半叶远离它。”历史学科开始沉迷于被身份政治支配的微观话题，对非专业读者不屑一顾，当然也对国家本身怀有敌意。

我们的学校也有相同经历。在南北战争之后的民族主义时期，对历史教学在课程内容中的不断推动使得美国历史的教学蓬勃发展。战争之前，只有少数几个州要求历史教学。到世纪之交，大多数州都这样做了。这显然是爱国的。

据历史学家梅尔·柯蒂（Merle Curti）所说，学校“强调了向孩子生动有趣地展示美国英雄的光荣事迹，战时士兵和水兵的牺牲和英勇无畏，像欧洲皇室成员一样被视为国家象征的总统的人格的重要性。到了19世纪90年代，一个州又一个州通过法律，规定大学以下的每个教育层次都教授被认为特别适合灌输爱国主义的内容，例如美国历史。

南北战争之后，漫长的民族主义时代消逝，在教学中对爱国主义的强调也随之减退。在整个20世纪，爱国主题在学校读本中逐渐消失，历史本身也开始从我们的教育体系中消失。

不到五分之一的大学和学院要求学生修读关于美国历史或美国政府的课程。在美国顶尖的大学和学院中，即使是历史专业的学生也只有一小部分需要学习美国历史，尽管它们通常有地理分布要求（这帮助了对美国的排除）。性别、种族、阶级和环境历史已成为了学习的核心。

当然，更糟糕的是，有人故意将美国的政治家和英雄当作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阶级主义的范例。

2014年，美国大学理事会对美国大学预科高级课程中美国历史的新课程引发了一场风暴。新课程没有提及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或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但确实设法提到了“首领小乌龟”（Chief Little Turtle，一位印第安领导者）和梅茜·奥蒂斯·沃伦（Mercy Otis Warren）。他对美国的经历持敌对态度，例如，他指出英国的传统是“僵化的种族等级制度”，并把美国革命的意义降至最低。

梅茜·奥蒂斯·沃伦(1728-1814)，

她被认为是美国第一位“为公众写作的”女性

一百多位学者组成了一个小组写信抱怨，说新的设置是“对美国历史浅薄的、破碎的、误导性的描述”，同时它轻视了“美国的公民身份和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反而支持一个更加全球化和跨国性的视角”。总的来说，他们认为，新的课程“如此慢待国家的团结和凝聚力的来源，学生们会很难对这些来源有一个一致的认知。”

尽管美国大学理事会认为这些批评是沙文主义的攻击，他们撤消了这门课并修改了课程设置。但是，起初推动了新的课程设置的思想在美国的教育系统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并蚕食着我们国家建设的基础。

记忆赋予一个国家自我形象，也是团结与凝聚力的来源。它对一个国家的作用与其对个人的作用一样，用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话说，是提供了“水泥，沥青，和嵌入其他官能的基质。”

伟大的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说得好：“如果人们没有通过教育或者较非正式的文化传授来预先获得一系列公认的观念，他们很快会发现自己陷于困境，因为没有可信的传说，就很难发起或维持有一致性的公共行为。

麦克尼尔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人举例。他们从教科书中学到的东西使他们更加坚强，即使他们在欧洲战争中最初落败，最终却赢得了胜利。

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解释说：“历史作为定义国家身份的手段，也塑造了历史。”

美国史学家对种族、性别和阶级的痴迷给今天的我们带来了什么历史性挑战？我们要要赢得反对父权规范的运动？要不停鞭挞自己，推翻一个又一个的建立在白人特权上的历史人物？要时刻警惕男子气概的有害影响？

最重要的是，反民族/国家的历史是忘本的。它忽视我们的先辈们获得的史诗般的成就。它否认了我们历史的连续性，也否认了我们对先辈的依赖，而正是这些并不认识我们的先辈为我们创造了美国奇迹。它与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给其祖辈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的墓志铭背道而驰——“这块墓碑和这个墓园的其他几块墓碑是由他们的玄孙所立，用以致敬他的祖先的虔诚，谦卑，朴素，审慎，耐心，节制，节俭，勤奋和坚韧，希望向后代能继承他们的美德。”

本文作者里奇·罗伊

这种情绪离我们已经很远了，在两个多世纪后，这种情绪不可能再继续发展。如果不想让数百年的冒险、经历、奋斗和成就都被“遗忘”所抹去，那么这个国家就需要开展美国化的公民教育和历史教育，由坚定的精英们把对美国独特性和伟大性的坚信贯彻始终。

翻译文章：

Rich Lowry, The Treason of the Elites, National Review, Oct. 24, 2019.

网络链接：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magazine/2019/11/11/the-treason-of-the-elites/

译者介绍

张梦云，滑铁卢大学全球治理硕士，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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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编辑：杨淑榆

责任编辑：Luna Li